今天是万圣书园30周年。前些时日，万圣书园以视频方式预告第四次搬迁，再度引发了诸多国人的神经末梢。
熟悉万圣书园的朋友们，或许对此并不为怪。在万圣书园的上一次搬迁时，不仅聚集了从学生到快递员的近两千多位搬迁义工，事后还出现从国内其他城市乃至海外归来的读者朋友，穿越大半个中国甚至穿越大半个地球，直接拉着行李箱到万圣书园疯狂购书，仿佛古典时代散落全球的背井离乡者一样，纷纷重返故土拯救漂泊无依的故土家园。再往前一次，万圣书园曾因租金续约问题是需要搬迁，俞敏洪更是私人出资补贴书店租金。
此次搬迁引发更多的国人关注，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或读书人之间，在关注和祝福之余也难免引发些许忧虑之情。毕竟，这是一个更适合书店挽歌的年代。
很多人谈起万圣书园，都会使用独立书店、精神圣地等词汇，或者借用个人精神成长与书店之间的颂词挽歌。然而，前者大而无当，毕竟国内有着众多知名的独立书店，同样在各做城市担当着不同程度的人文坐标角色；后者终究个体抒情，无论是对万圣书园三十年来的人文坚守，还是书店对一座城、一群人的精神濡染或文化记忆，都难以真正撑起万圣书园的金字招牌。
今天，恰逢万圣书园30周年。正如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在面对书店挽歌时所说的那样，一家书店若活得够久，就不容易被拖垮。与此同时，在强调“因为独立，所以能活”之外，刘苏里不忘告诫：书店本身就是商业。任何商业品牌成为行业头牌，都需经历社会淘汰机制而形成时间的积淀。
万圣书园成立于1993年，是刘苏里告别政法大学而自我选择的道路。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九二派”的说法，指的是大批政府机关或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影响而选择下海创业；刘苏里在1993年放弃中国政法大学教职选择创办一家人文学书书店，相信也受到当时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风潮影响，只是他的抉择一目了然地敷上了社会文化的精神色彩。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贯穿八十年代的社会大讨论，让他那一代人在心底酝酿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思索中国问题的症结和病灶所在，探寻中国应当追求的价值。人文书店的文化向度，恰好能够融合商业与文明之间的特殊际遇，也刻写了万圣书园在北京读书群体心目中的时代记忆和社会想象。民国时期著名的内山书店经营者内山完造夫妇的铭文，几乎可借来表达刘苏里当年对万圣书园的文化定位：“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
开业一年后因三环改造而迁址于清华和北大之间的成府路，被社会誉为打通了两所中国最高学府之间的文脉联系：中国最顶尖的两大师生群体，由此与一家书店形成了一同成长的群体记忆，进而逐渐吸引着北京其他高校师生与社会读书群体的阅读步伐。随着这些时代精英们逐渐进入社会，万圣书园在高知精英的迎来送往下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印记。
由于万圣书园的绝佳选址，它与中国最杰出的智识群体之间天然地构成具备社会性的精神同盟。当清华北大等北京高校学生逐渐地步入社会，加上社会化媒体的越发发展，三十年来的师生群体散步全国各地或海内外，不仅让万圣书园能够在地建设，还影响着北京以外的社会记忆，也形塑着其他城市的独立书店精神。
如同民国时期的内山书店一样，它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场所，比如在醒客咖啡或书架旁边能随时邂逅中国最被尊崇的一批作家学人、高校教授乃至如俞敏洪等商界精英的身影，如同民国校园里散步时能随时偶遇学术大师一样，去万圣书园闲逛如同精神的艳遇。著名知识分子高全喜便如此称赞：“万圣早已不只是个书店，它慢慢的变成了北京思想文化交流的一种象征物……来这里买书的人，买书本身已经变成次要。这是一种享受，寻找思想交往的享受。”
当然，这不仅涉及了书店经营的专业性，更涵盖着书店传播的价值性。除去刘苏里自身是学者型书店人的角色外，他通过书店经营的选书环节，不仅成为了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更成为中国人文阅读的风向标。万圣书园的每月图书推荐和销售榜单，几乎都会在社会化媒体之间互相流传，也会成为中国外省独立书店的选书参考。
这不仅在于刘苏里对图书内容质量的判断，而且不脱离思考中国问题和探寻社会方向的社会价值。这种因书店选书而持续积累的阅读趣味，由于社会流动性和书店影响力，在某一些程度也聚集和吸引了慢慢的变多的人加入到这样一个精神同盟。在这样一个借用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所说的“无限的少数人”的智识群体之中，万圣书园的价值传播与趣味扩散，慢慢的变成了了中国读书群体的最佳导读选择。这就让万圣书园的影响，构成了一家书店与一个社会之间的智识网络。
刘苏里通过万圣书园的书店平台，挑拣出中国最优秀的出版内容，聚拢着海内外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向心力，导引着时代命题和社会生活的探寻方向，凝聚了中国社会群体对一个更美好的时代与社会的集体想象。更是由于其所标榜的人文学术特色，以及诸如“通过阅读获得解放”的精神号召和以醒客（Thinker）命名的书店咖啡，与智识群体的文化想象如出一辙。如同一份同人杂志那般，万圣书园因其独特理念和地缘优势，早已成为了中国智识群体共同形塑而成的同人思想阵地。
只不过，哪怕最美好的精神共同体，都得面临实体平台的生存之虞。如此一家几乎在无形之中形塑着社会群体阅读趣味和价值取向的独立书店，它的搬迁就必然成为读书界和文化圈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在独立书店隔三岔五冒出关门消息的这几年，加上疫情三年的经济压力，还有经济发展形势下的整体氛围，万圣书园牵动着读书人的神经末梢，生怕这家最具象征性的独立书店出现生存危机。万圣书园的生存危机，能够波动着读书群体的心灵反应。
在中国，书店，尤其是独立书店或人文书店，往往被赋予了城市人文地标、思想风向标和文化策源地等社会角色，也续接着中国传统社会对文化的尊崇心态，彰显着一座城池的文化想象。书店的图书选购、作家讲座、学人沙龙、签售现场和会客交友等活动，如同从外部世界给一座城池搬运着时代的命题和文化的想象，也给一座城池输送着现实的感受和想象的力量，在一同生活的城池岁月里，书店无形之中用文化的力量刻写着一座城池的精神谱牒。
何况，万圣书园早已不仅仅只属于北京的在地建设，更通过一代又一代的阅读群体和一批又一批的流动人口，如今又辅以社会化媒体的话语传播，加上它与智识阶层之间共同续接着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脉络，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多重象征。
之所以有大批北京以外的读者群体乃至海外华人群体会拖着行李箱去万圣书园购书的现象，是因中国社会各界对万圣书园形成了内在精神的向心力。这种忠诚度，不仅是对万圣书园而言，更是这些群体内心的某种社会坚守和社会期待而言。
万圣书园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类似于一个以思想为媒介的社会共同体，为民间社会投射出了一份生怕消失的社会公共想象。
这种扎根于内心、流播于人群的社会想象，形成了阿伦特所说的“幸而遇到的友谊和同情”与“伟大而无法估价的爱的荣光”，它不仅能通过某种心灵想象给人提供对自身和尊严的确认，还能赐予某种我们愿意为之一起坚守的集体性社会愿景。发生在万圣书园的灾虞或风吹草动，不仅会影响中国书店业的命运象征，更会影响潜移默化下的大众社会想象。
毕竟，万圣书园这一平台及其所凝聚的氛围，涵盖了太多社会性尤其是大众对文化的社会性想象：不管是刘苏里本人还是万圣书园，都是中国社会思潮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更因刘苏里及其周围的智识群体所秉持的思想方向，让万圣书园象征性地坚守着比书店经营表面更加深刻的某些使命，就像万圣书园悬挂的那句郑愁予的诗句那样：
万圣书园，就如同社会旷野上那个朦胧的家，也像日暮黄昏时分亮起的那盏灯，闪烁着某种心向往之的美好愿景和内心坚守：就像万圣书园（All Sages Bookstore）和店内的醒客咖啡（Thinker’s Cafe Bar）的英文翻译所希望的那样：
每个人都能尝试睿智的思考，通过阅读获得解放，与更多的醒客们一起，尝试改变潮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