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罐头，国人对它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在今天全国各地的大小商店、超市中，都能看到各种罐头的身影；说陌生，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基本上没有罐头的一席之地。即便是出于省时省力、快捷实惠的考虑，中国人也往往第一时间选择外卖，而不是罐头。

  根据世界食品协会机构2020年统计，美国人均罐头的年消费量是90kg，西欧是50kg,日本是23kg，中国则只有区区的0.2kg。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却是全球最大的罐头生产国，国产罐头畅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要想回答为什么中国人不爱吃罐头，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欧美人对罐头爱不释手。其实在欧美社会中，罐头并不是一下子就深入人心的。早期的罐头因为制作工艺复杂，而且需要手工密封导致成本高昂，故而仅被少量用于野外探险或跨洋远航。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大机器生产，加上一战的刺激，大量罐头被作为军用口粮制造出来，满足了交战各国官兵们的胃口。

  受到战争需求的影响，至一战结束时，英、法、美等主要交战国罐头产量达到战前的325%—600%，海量生产所造成的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罐头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便为日后罐头在欧美的普及奠定了价格基础。

  一战后，被打烂了的欧洲可谓百废待兴，故而战时生产的数量极多的剩余罐头，成为困难时期各国百姓青睐的对象。而各国的资本家和商人也抓住了这波“民”的“东风”，推出了品种繁多的家庭用罐头，从原先的肉类、豆类扩展到主食、海鲜、果蔬、酱菜等方方面面，甚至还出现了诸如法式洋葱汤、意大利肉酱面等特色罐头，价格也逐步降低，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填饱肚子的迫切需求。

  而大洋的另一端，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美国则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来到城市的打工人急需一种节约烹饪时间的快捷食物，以满足其高节奏的日常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打开就能吃的罐头自然成为了不二选择。那时，一个波士顿或者底特律的打工仔的标准午饭，便是两三片面包配上一听肉罐头。

  正所谓当市场繁荣时，卖家便主打安全可靠；当市场凋敝时，卖家便力推便宜实惠。与罐头产业的日趋繁荣相伴的，是美国相继出台了《罐头业检查法案》等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给予了罐头产品国家层面的食品安全保证。而当时间来到1929年经济危机时，面对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人员连温饱都无法维持时，以荷美尔为代表的罐头界巨头立即顺势推出了 “主妇型罐头”，用实惠的装量和低廉的价格迅速打开市场。

  同时随时代的发展，罐头的材质与封装技术有了很大改观，食品杀菌工艺也日趋进步，以前老罐头上存在的问题都不复存在。这样一来，罐头便深深根植于欧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的餐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靠罐头活下去”的历史印记，使得即便在经济复苏后，人们还是离不开曾经和他们朝夕相处的罐头，直到今天亦是如此。

  我国的罐头产业起步于清末。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国第一家罐头厂商茂美便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诞生于广州，其招聘产品便是豆豉鲮鱼。从清末到民初，随着“实业救国”的口号日趋深入人心，像上海泰丰、重庆建馨等罐头厂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可惜的是，经年不息的战乱使得中国的罐头业和诸多工业建设项目一样，才刚起步便倍受摧残。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环境的稳定为国产罐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正如前面所说，战争是罐头生产最好的“加速剂”。1950-1953年，受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中国罐头产量从1733吨增长到27854吨，绝对增幅达1507%。多少最可爱的人就是靠着国产罐头的加持，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打赢了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战。

  战后，中国抓紧利用国际地位空前提升的有利契机，将罐头作为主要商品投入到外贸市场中。1953年，苏联从中国进口了包括水果、酸黄瓜、午餐肉、红烧牛肉、去骨鸡爪等各类罐头在内的价值1060万卢布的即食类商品。老大哥对来自中国兄弟的罐头赞不绝口，于是开始大力向东方阵营的其他成员国进行推销。

  很快，1954年国产罐头便开始大批量销往波兰、捷克、东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到1958年，中国罐头出口量已达95257吨。

  然而，即便国内的罐头生产红红火火，罐头却始终没能在国人的餐桌上占据主流。在当时的国内市场上，罐头的售价并不便宜。60年代，黄桃罐头的价格约为5-7角/瓶，而一斤新鲜猪肉的价格也不过8角-1元/斤。由于没欧美那样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国内只有少数的人群来消费这些国产罐头。

  加之彼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尚不发达，罐头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不足以降到让绝大多数普通百姓、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百姓可以随意挑选、购买的地步。故而在当时，虽然罐头美味、方便、“待机”时间超长，但吃罐头对于大家来说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这就导致同样是在困难时期，欧美人对罐头的印象是依赖，中国人却是稀罕。

  进入新时代，国民经济快速的提升，中国老百姓的钱包普遍鼓了起来。加之工业水准不断提升，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下降也体现在了罐头产品的身上。这本来是罐头走进中国千家万户的一个好时机，然而互联网经济的强势崛起，宣告了国人与罐头又一次“绝缘”。

  遍布城乡的光纤网络及交通设施，让依托“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外卖业迅速“走红”。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打工群体对快捷食品需求旺盛的今天，比罐头口感更好，并能实现送货上门的外卖成为了人们节约时间、填饱肚子的首选。

  外卖利用与罐头差不多的价格，却在食材和口味的选择上比罐头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罐头就这样失去了一个复兴的“窗口期”，除去在吃火锅时习惯性地点一些午餐肉，以及为回忆童年味道而买一瓶黄桃或橘子罐头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理由去心甘情愿地买罐头。

  总之，与两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让我们没机会像欧美那样，用可口又廉价的罐头摆满普通大众的餐桌。等到我们有机会去选择罐头时，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所带火的外卖又大大压缩了罐头在国内市场中的生存空间。罐头还没有是我们历史记忆中那不可忘却的一环，便已经被人们遗忘。